毛澤東的古怪“批示”
初識葛洲壩，我認為她是一幅畫。
再看葛洲壩，她亦不過是一片風景或一首詩。
久駐葛洲壩，細細品味，她竟是一本包裝精美、內涵豐富的歷史大書了。
認識上的三種變化，費時整整十年。十年前我調入葛洲壩當新聞記者，耳聞目睹，被表象所迷惑，眼里的船閘，泄洪閘和電站，在我筆下只是立體圖案或“新聞背景”。爾后，在詩歌和散文創作方面，雄偉的葛洲壩亦不過是作為動靜結合的巧妙風景而被喧染、稱贊。真正認識葛洲壩，明白葛洲壩的生存環境和歷史作用，弄清三峽工程與葛洲壩的淵源后，我才欣喜地發現：葛洲壩是新中國現代化的縮影。是熔政治、經濟、科技、水利、電力于一爐的大部頭著作。
按基建程序，葛洲壩應后于三峽水利樞紐而誕生，為什么卻早在70年代初就動工興建呢？要弄清緣由，必須從毛澤東的決心、周恩來的忠心和張體學的雄心說起。
大家都知道，偉人毛澤東早在建國初期，即1954年長江發生大水災后，就建議在長江三峽設卡子，建三峽大水庫，“畢其功于一役”，永遠消除長江水患。50年代中期，他的游泳絕唱震憾全球：“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云雨，高峽出平湖……”然而，大躍進年代，全國所有行業均“發燒”，惟獨三峽工程尚未輕舉妄動，這件史實頗令人回味。58年2月的黨中央南寧會議，發生過一件稀罕事：毛澤東親派專機從北京和武漢接李銳和林一山兩個人到南寧對簿公堂。爾后，周恩來58年3月從朝鮮訪問歸來，親率各部委領導人和湖北省有關負責同志百余人考察三峽，按李銳的說法，他又“語驚四座”，堅決反對三峽工程上馬；事實上，58年3月黨中央成都會議討論三峽工程時，周恩來的報告明確提出了“河流規劃七原則”，否定了三峽近期上馬提案，同時確定三峽工程水位設計方案，不能超過200米……60年代至70年代，雖然三峽工程設計和勘探工作從未停止，但由于中蘇關系惡化，國民經濟惡化和“文化大革命”的沖擊，毛澤東的三峽宏圖始終是一種夙愿。
在“深挖洞”的時候，“三線建設”用電緊張，而湖北省乃“三線建設”基地，矛盾更為突出。省長張體學是位實干家和熱心家，他通過老省長李先念四方游說，在漢江興建大型水利樞紐——丹江口工程，緩解了“二汽”的用電形勢。69年70年兩年間，他又征得水電部長錢正英同意，取得“長辦”當權者支持，三番五次以省革委會名義向周恩來總理打報告，堅決要求上三峽工程，未獲批準，毛澤東此間視察武漢，曾當面告訴張體學和曾恩玉：“要準備打仗，目前不宜作此想”。
不知是一種默契，還是“心血來潮”，70年12月份，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從朝鮮訪問歸來便“賴”在北京不走了，非逼著周恩來批準代號為“330”的葛洲壩工程上馬；而此時的湖北宜昌，張體學和武漢軍區副司令員張震正等著中央批示，準備“萬人下河、萬炮齊鳴，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武漢軍區、湖北省革委會請戰葛洲壩的報告，開宗明義第一句說得明白：“為了實現偉大領袖毛主席‘高峽出平湖’的偉大理想，加速社會主義建設”，且聲明“葛洲壩工程指揮部已經成立”。而實際上呢，早在這年的11月份，周恩來總理主持政治局會議，已原則上批準了這個報告。
為了慎重起見，周恩來要求林一山把反對意見提出來，送給毛澤東。林一山真的就寫了一份意見書，大意如下：一、先建葛洲壩工程給今后三峽工程施工會造成很大困難； 二、分期開發建三峽低方案，效益是葛洲壩的兩倍；三、葛洲壩的技術問題比三峽還復雜，而且當時還沒有設計，而三峽已作了設計。
于是，周恩來給毛澤東寫信時附上了林一山的書面意見，建議興建葛洲壩工程，作為實現“高峽出平湖”偉大理想的實戰準備。
結果不言而喻，毛澤東在他生日這一天對葛洲壩工程作了如下批示：“贊成興建此壩。現在文件設想是一回事，興建過程中將要遇到一些現在想不到的困難問題，那又是一回事。那時，要準備修改設計”。
拿到批示和中央文件，曾思玉欣喜異常，立即電告張體學并動身返回武漢，派專機將批示送到宜昌。張體學興高彩烈地為代號為“330工程”的葛洲壩掀了第一鍬土。
多年后李銳曾對毛澤東的這一舉動提出過批評：“這個批示明顯違反了基建設程序，哪有工程上馬了，再來修改設計的？”歷史真是嘲弄人，葛洲壩開工兩年后果然停工，被迫修改設計。 多年后林一山對此也有說法，他講：毛主席心里念念不忘的是三峽工程，但那時形勢不允許，要準備打仗。當時的情形，中央政治局大多數同意了，張體學帶領人馬事實上已經在干了，毛主席不批，等于是給群眾的積極性潑冷水，不批不符合毛主席的性格。毛主席為什么又不采納我的意見呢？依我看，在三峽大工程上做小工程，不符合他的意愿。所以，他批了葛洲壩，卻沒同意我的意見。
●斷章，卻不是空白
葛洲壩工程上馬，熱鬧是很熱鬧，但歷史卻給葛洲壩前期施者開了個懲罰性的玩笑。葛洲壩在“三邊政策”（邊施工、邊勘探、邊設計）指導下危機四伏，前期施工險象環生，1972年底被迫停止施工，2億6千萬元人民幣擲于長江，付諸東流。為此，張體學不得不硬著頭皮上北京，向周恩來總理匯報。周恩來亦不得不于1972年11月8日至11月21日連續三次抱病聽取葛洲壩工程匯報，采取果斷措施：宣布葛洲壩停工，責令反對上葛洲壩工程的林一山牽頭組成技術委員會，解決葛洲壩工程設計問題。
在這次匯報會上，有三個人心情最為復雜、沉重：一是張體學，另一位就是周恩來，還有一位便是從“牛棚”里“解放”出來的林一山。
為了鼓足干勁上葛洲壩，張體學在京城可謂“踏破鐵鞋”，并親自在周恩來面前立過軍令狀：“葛洲壩出了問題，我把腦袋掛在天安門城樓，向全國人民謝罪。”如今呢，前期施工要報廢，已花費資金二億六千萬元，被周總理斥之為“揮金如土”。 周恩來承認：“應該準備一年。我們當時不想馬上上，就是你們急得不得了，認為機不可失。最積極就是張體學，還有一個曾思玉……曾思玉從朝鮮回來，等著不走。我們想，人家不走，總是有些道理。聽了匯報，我們也同意了。如果我們硬是不同意，也搞不起來的。可是，主席看出來了，在批示里面，‘贊成興建此壩’，是不潑冷水。然后說：”現在文件設想是一回事。興建過程中將要遇到一些現在想不到的困難問題，那又是一回事。那時，要準備修改設計。‘“
周恩來強調：“長江出亂子，不是一個人的事，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是整個國家，整個黨的問題……建國20幾年了，在長江上修一個壩，不成功，垮了，是要載入黨史的問題……”
事實上，張體學未因葛洲壩前期工程的失敗而掉腦袋，因為紀登奎、李先念、周恩來乃至毛澤東，都“贊成興建此壩”，把它視作三峽工程的“實戰準備”。
難題留給了林一山。林一山是三峽工程主戰派，葛洲壩的反對派。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中央批準了，就不反對了”，實際上是服從，不是贊同。周恩來責令他主持葛洲壩工程方案設計，他說是“外交辭令”：“三峽工程作了多年設計，而葛洲壩是沒有設計，名曰修改設計，實際上是重新設計。” 今天，當我們站在葛洲壩面前，誰都會為該工程的設計和施工感到驕傲吧？但是當年，肩負重任的林一山曾經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啊！
在湖北陸水，有一座與葛洲壩樞紐構造相同的“模擬工程”，是葛洲壩的縮影。而葛洲壩樞紐本身，只應該是后三峽工程而建，作為三峽工程的“反調節水庫”而存在，才能充分發揮其經濟效益。這是因為：三峽大壩距西陵峽出口南津關長達30多公里的河道，會發生水流波動，影響航運安全——三峽電站低負荷運行時，下泄水量很小，過往峽谷的船只會因水深不足難以行駛；而一旦三峽電站滿負荷運行，下泄水量陡增數萬秒立方米，無異于發出小洪水，過往船只將遭遇“滅頂之災”。為了改善這一區間的航運條件，專家們才提出在南津關下游修建葛洲壩低壩，抬高水位20余米，既保航運亦可發電，兩全其美。
但先修葛洲壩，問題就復雜化了：先修葛洲壩，它就成了獨立工程而面臨洪水、泥沙兩大難題的挑戰。先三峽而后葛洲壩，這兩大難題不存在；后修三峽先建葛洲壩，葛洲壩所要解決的難題，將要在三峽“重演”：因為三峽工程位于葛洲壩上游，而且工程難度會更大，原本是水上作業的區域，今天成了“水下作業”。
追今撫昔，我從葛洲壩這本書里讀出了下列文字：沒有張體學的努力和實干家的氣魄，便沒有葛洲壩；沒有周恩來的“實戰演習”構想和當機立斷，也沒有葛洲壩； 沒有林一山的忍辱負重，同樣沒有葛洲壩！
●葛洲壩：“中國的新長城”
讀葛洲壩這本大書，不可以“囫圇吞棗”。
如今乘船入川或由川入漢入滬，均須通過葛洲壩巨型船閘。無論你入閘還是出閘，定會想入非非，驚嘆新中國的偉大成就。葛洲壩三座船閘的通航能力，近期為2500萬噸，遠期為5000萬噸。其一、二號船閘下閘首人字門，單扇面積就相當于兩個標準蘭球場，堪稱“天下第一門”：萬噸級船隊可通過這兩座船閘，直抵重慶或武漢。
葛洲壩二江泄水閘，每逢汛期，便營造出“雪浪飛虹”的人間奇景，令游人留連忘返：李先念主席在世時參觀泄水閘，很久很久都舍不得離開哩，何況一般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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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絕對不是！
葛洲壩乃低水頭逕流電站，機組容量雖有限，但體積卻大得驚人。1號和2號機組制造，當初分工由哈爾濱電機廠和東方電機廠各負責一臺。每臺機組制造出來后，其整體重量達到3000噸，若用東風卡車載重量計算，得用600輛才能拖動。于是有關領導和專家，耽心這樣的龐然大物安裝在葛洲壩，出了問題有損中國形象。他們最放心不下的是鋼材質量，這在當時的條件下是無可指責的，因為那個年代講求的是“收不到糧食收思想”。于是，經國家有關部門批準，葛洲壩尚未制造的后19臺機組，一律由17萬千瓦改為12.5萬千瓦。這樣一改，總容量減少數10萬千瓦，其總的發電量亦減少了許多。而事實上，1號、2號機組運行狀態非常好，年年豐水期，都能超額定負荷而達到18.5萬千瓦哩。這個帳若細算，是一筆數額非常可觀的財富啊，豈不冤哉！
思前瞻后，埋怨是可笑的行為。正如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一樣，葛洲壩同樣并非無可挑剔。但葛洲壩建設的偉大實踐，本身創造了許許多多的中國之最和世界之最，讀這樣的宏篇巨制，作為中國人，你不感到莫大的歡欣么？
